汪东兴
简历: (1916.1— )江西弋阳人。出生贫农家庭。相当于初中文化，少将军衔。
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
1932年6月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
192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29年至1932年在江西省弋阳县任河潭乡儿童团团长、少先队队长，共青团乡支部书记、共青团区委副书记。
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。1932年至1935年任红一方面军红十军第八十四团一营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营青年政治干事，在彭杨步兵学校学习，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，中央纵队干部团连指导员，特派员，红军大学特干团骑兵大队教导员、团总支书记等职。参加了第四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。1935年起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。1936年任永坪总医院党总支部书记。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，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。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1937年至1945年任陕北延长医院政治委员，延长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，八路军两延（延川、延长）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，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，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部组织科科长，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。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，任八路军军医院政治委员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治委员。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学习，任西北公学班主任、文娱科科长。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、二室主任等职。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、党总支部书记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。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。曾随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转战陕北，负责警卫工作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起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，国务院公安部八局副局长。
1953年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。
1955年10月至1959年1月任公安部九局局长，公安部副部长、党组成员（其间：1956年至1958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）。
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任江西省副省长兼江西省农垦厅厅长，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。曾兼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、党委书记。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。
1960年至1970年6月任公安部副部长。
1961年5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，1968年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，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、党委书记，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1965年11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。
他是第三、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中共八大代表。
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，被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
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。
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，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1975年2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、常委。
1976年10月，拥护中央并积极参与对“四人帮”采取断然措施，实行隔离审查的行动。
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、党委书记。
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。
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，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、中共中央副主席。
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。
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，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。
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，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，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。曾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中共第九届、十届、十一届中央委员，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（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），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第十届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（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），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（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）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（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），1975年2月经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军委委员、常委，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（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）、常委（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），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、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、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关于粉碎“四人帮”的问题，《历史问题决议》有一个结论：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，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，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，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灾难。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，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。
八十年代，关于事情的经过，直接当事人（主要是决策层当事人）的披露并不多，而公开文献更是缺乏。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或图书，而其中的叙述出入很大。至于坊间流传的一些出版物，要么是虚构，要么是夸张，很难令人相信。九十年代以来，有的当事人开始披露一些情况，有些研究者经过查阅史料也发表了一些著述，澄清了一些不实的说法。其中，有三个材料最值得注意：一个是吴德的文章《关于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斗争》；一个是张根生的文章《我所了解的华国锋》；一个是“《李先念传》编写组”成员的文章《李先念与粉碎“四人帮”》。就描述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决策过程来说，这三篇的研究价值比较高。
第一，谁最早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？
有一种说法，最早是叶剑英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。前述三篇文章表明，这个说法不确。张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，亲自询问华国锋当年粉碎“四人帮”的过程。华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。这是到目前为止，华国锋作为当事人唯一的公开口述。张根生七十年代后期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、国家计委副主任，吉林省委书记、省长等职。由于工作关系，张同华有过较多的接触，对华的评价比较公允客观。华所谈的情况，尽管是转述，但是可信度很高。华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，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提出这个问题的。那天，他找了李先念密谈，指出“四人帮”正猖狂活动，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。华特请李亲自赴西山找叶剑英交流看法，沟通思想。十三日，李去西山叶剑英住处，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，正式转达了华的意见，两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态度。吴德的文章也说了华国锋到李先念家密谈的事情，而且叙述比华自己所谈更具体，只是时间有点出入。“《李先念传》编写组”成员的文章，同样证实了华的叙述，同样比华的叙述更加具体，也是时间有点出入。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材料，是李先念一九八○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，可以视作李本人的口述。华、吴、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，可见，最早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，就是华国锋。以华当时的政治地位，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比较合理，令人信服。
第二，华国锋、叶剑英的作用如何？
有研究者写文章，认为叶剑英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，说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，叶进行秘密串连，团结和争取政治局成员的多数站到了自己一边，并耐心地做华国锋、汪东兴等人的工作，是叶经过充分酝酿、反复磋商，作出重大决策，选定时机，精心部署，坐镇指挥。
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，认为是华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，敲定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最后方案，并且主抓方案的落实和具体措施。没有华国锋的首倡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；没有华的参与，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，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。华的地位和身份，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，也方便了对后人、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。叶也是关键人物之一，既是后盾，又是高参。叶在军队德高望重，为粉碎“四人帮”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，又同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广泛深入的联系，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作用。但是，叶不可能像华那样与吴德、汪东兴、李先念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，商议方案细节。尽管如此，叶还是出过一些好主意。
张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这样的评价：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叶的确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，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一同起了决定作用。
从已经披露的材料看，从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看，应该充分估计和肯定华国锋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否则，就是不客观也不公道的。
第三，汪东兴的作用如何评价？
在以往有关粉碎“四人帮”事件的著述中，对汪东兴在整个事件中的行动轻描淡写，没有明确肯定汪在事件中的关键作用。吴德的文章就说：“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‘四人帮’问题上所起的作用，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，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，这些同志做了贡献。”
其实，汪东兴起的作用，远不止是组织人去逮捕“四人帮”这个具体行动。众所周知，汪当时是政治局委员、中办主任、八三四一部队政委，掌管着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安全，其作用远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员能够比拟的；而且汪是毛泽东信赖的人，在中央领导层地位相当高。粉碎“四人帮”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，倘若没有汪的赞成和支持，几乎不能成功。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，华国锋九月十一日就找汪东兴商谈此事，汪东兴态度很明确，表示坚决支持。此后，汪多次应华的邀集，同华、叶秘密商量方案。据吴德回忆，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，一个准备有关文件，由李鑫负责；另一个负责对“四人帮”实施隔离审查，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。十月四日下午，华召集汪东兴、吴德作行动前的最后一次汇报，由汪东兴汇报具体行动方案。此后，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。
可以说，从一开始酝酿直到正式采取行动，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，而且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。近年来，有的文章开始明确肯定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关键人物之一。这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第四，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“四人帮”的设想？
尽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“四人帮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坊间还是曾经流传一种说法：李先念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前并不知晓这个行动。吴德的文章、张根生的文章和“《李先念传》编写组”成员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实，澄清了不实的说法。
1、一九七六年上半年，李先念本来要去外地休养。华国锋去看李先念，说现在同“四人帮”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，是不是不离开北京，有什么事也好商量。李听了之后，决定不去外地了。2、九月十日或十一日，华国锋最早同李先念谈了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，并请他同叶剑英沟通。李先念受华委托去西山同叶交谈，取得一致看法。3、九月十六日，华国锋在国务院召开会议，李先念、吴德、陈锡联、纪登奎、陈永贵等参加。华讲了要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4、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，华国锋约李先念、吴德谈话，对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交换意见。据华说，这次商谈后，他下了把“四人帮”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。此后，李经常打电话给华，互相通报情况。5、九月三十日，华国锋、李先念、吴德商谈解决“四人帮”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。
当事人披露的这些史实，说明前述流传的说法没有根据。当然，李先念主要参与了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前期工作，具体行动的组织部署他没有参加。对此，吴德的文章和“《李先念传》编写组”成员的文章也做了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