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4月24日，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："对德国事，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，因日使力争结果，英法为所动。吾若认此，不啻加绳自缚，请警告政府及国民，严责各全权(代表)，万勿署名，以示决心。"
4月29-30日，参加巴黎和会的英美法3国代表召开会议，日本代表应邀出席，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(第156、157、158条)，将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让与日本。
5月1日，中国谈判代表、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，并称如不签约，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、取消庚子赔款、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。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(总统府智囊机构)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不签约。上海《大陆报》"北京通讯"透露："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，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，业已失败。"
5月2日，北京政府以密电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可以签约。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《晨报》、《国民公报》撰文呼吁："山东亡矣，国将不国矣，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。"北大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消息通报学生。
5月3日，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。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，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，大会决定于4日(星期天)举行示威游行，地点：天安门。
5月4日上午10时，各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碰头会，商定了游行路线。一些准备以暴力行动惩办国贼的学生写下遗书。下午1时，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，现场悬挂北大学生"还我青岛"血书。在短暂的集会演说之后，队伍向使馆区进发。行至东交民巷西口，受到巡捕阻拦，学生遂推举代表请求会见4国公使。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，英法意使馆均以公使不在为由拒绝接受。3000余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，见使馆区不能通过，更加义愤满腔，队伍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。学生们边行进，边宣传，"许多人民看见掉泪，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，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"。(《每周评论》1919年5月11日)下午4时许，学生涌至曹宅前。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率先跳入宅内并打开宅门，学生大队涌入，痛打了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。学生遍寻曹汝霖不着，激愤之下，于4时30分左右怒烧其宅。之后军警赶到，搜捕学生，被捕者共32人。
5月5日，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。远在郊外、未参加4日行动的清华学生宣布"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"。
5月7日，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，被捕学生返校，学生复课。
5月9日，为爱护北大，蔡元培怀着复杂的心情秘密出走。
5月19日，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，之后开展演讲、抵制日货、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，并组织"护鲁义勇队"。
6月3日，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辩护，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，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。次日，北京学生出动比3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，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。被捕学生太多，学校亦征作监狱。
6月5日，全国各大城市罢课、罢工、罢市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。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。
6月10日，北京政府撤销曹、章、陆职务。
6月23日，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，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。
6月28日，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。实际上，中国代表由于住所被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，已无法外出赴会。续闻第一个五四纪念日
1920年5月4日。周恩来等人在天津狱中是这样度过的：一年来时事与工作回顾；关于火烧赵家楼的报告；以及晚间的娱乐活动，包括口奏中国音乐(因狱中无乐器)、滑稽戏、相声、关东大鼓、评书、变戏法、中国戏剧片段等等，周恩来主持晚会并表演了清唱。晚间还研究了国耻日(5月7日)的活动安排。(据《检厅日录》)华盛顿会议决定青岛交还中国
1922年2月4日，在华盛顿会议上，中日签署《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》。条约规定：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；日本立即撤退驻扎在青岛和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军队；青岛海关归还中国；中国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移交中国，中国按铁路产业现值5340万金马克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。5月4日成为中国青年节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这一决定。

    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，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进步社团。这些由当时先进青年组织的团体积极研究和传播新思潮，探索社会的改造，开展爱国活动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发展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。在五四时期，人数较多、影响较大的社团有：

新民学会

    新民学会：它是五四时期出现较早的一个社团，其成员虽都是湖南青年，但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省界。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成立时，基本会员有２１人，１９２０年底发展到７０余人。毛泽东、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，成员还包括李维汉、向警予、蔡畅、谢觉哉等。学会初建时，“以革新学术，砥砺品行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”。当选为学会干事的毛泽东力争把它建成一个革命团体，主张不出风头，脚踏实地，多做实际工作。在他努力下，新民学会成了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，在五四运动、驱张运动（驱逐军阀张敬尧）以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１９２０年５月，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，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“潜在切实，不务虚荣，不出风头”。同年７月，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，议定学会方针为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，但在改造方法上出现分歧和争论：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，组织共产党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；改良派则反对走十月革命的道路，主张“温和的革命”。毛泽东１２月１日去信，对蔡和森等主张“表示深切的赞同”。１９２１年１月，在长沙的会员召开新年大会，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，重申学会方针应为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，认为最宜采用“缴烈方法的共产主义，即所谓劳农主义”。毛泽东还和蔡和森通过书信来住，为创建共产党做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不少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后来参加了共产党。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，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。

中华全国学联总会成立

    少年中国学会：是“五四”时期一些不满现状、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。昔日马志尼在西方创造“少年意大利”的历史令他们向往，全心全意立志在东方创造一个“少年中国”。１９１８年６月３０日发起筹备，翌年７月１日正式成立。发起人是王光祈、周太玄、李大钊、陈愚生、曾琦、雷宝菁、张梦九。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。这个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，先后入学会的有１２０多人。总会设在北京，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，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。在国外，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。学会出版刊物有《少年中国》、《少年世界》和《星期日》。会员思想比较庞杂，随着革命发展，内部分化日趋严重。学会中的左翼，有李大钊、高君宇、黄日葵、恽代英、毛泽东、张闻天、赵世炎、沈泽民等，他们都主张共产主义；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倾向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王光祈；右翼则是后来国家主义派的骨干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、陈启天、余家菊等。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兴起后，学会中的左右两派已势同水火，互不相容，少年中国学会便无形中解散，停止了活动。

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闻活动

    国民社：１９１８年５月，广大中国留学生因反对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》罢学归国后，曾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。５月２１日，北京两千多名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，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。这次请愿虽无结果，但学生们却组织了起来，成立了学生救国会。当年暑假，救国会代表许德珩等南下联络，得到了天津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学生的积极支持，最后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。为便于开展活动，救国会成员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，１９１９年１月创刊《国民》杂志。国民社得到蔡元培、李大钊等的支持，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，会员近２００名，其中许多人都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骨干和组织领导者。

鲁迅的"断发照"

    新潮社：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，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、罗家伦。该社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开始成立，１９１９年元旦创刊《新潮》月刊，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５日正式改成学会。成立时会员２１人，１９１９年底发展到３７人。《新潮》创刊后，协助《新青年》大力鼓吹“伦理革命”，反对纲常名教，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；它宣传文学革命，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。《新潮》第一卷在一年内曾重印三次，可见其当时的影响是不小的。但是这个刊物也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，对民族文化遗产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。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，傅斯年、罗家伦等跟着胡适进一步向右转。“五四”后不久，傅、罗先后出国留学，新潮社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。

1917年胡适回国后任北大教授，提倡白话文与文学革命

    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：也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，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、廖书仓等。他们认为，中国社会的黑暗落后，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缺乏，教育不普及，“想要改革社会，自然要从灌输人民知识上入手”，而“中国劳动阶级的人，识字的不多，所以现在第一步的方法，就在乎讲演了”。显然，讲演团当时是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。它于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，到１９２５年结束活动，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。开始，他们在城市街头不定期讲演，继而利用官立讲演所定期讲演，１９２０年春假后又开始到通州、丰台、长辛店等地工厂农村讲演。讲演内容，起初主要是民主自治，破除迷信，提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，反对封建的家族制度等；五四运动兴起后，讲演内容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，进行反日爱国宣传。这个社团的成份虽然也比较复杂，但其他领导机构一直掌握在左翼青年手里。邓中夏长期担任该团的编辑干事和部务干事，负责实际领导工作。北京大学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这个讲演团的成员。邓中夏等后来去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，开展工人运动，就是利用讲演团的名义。

    觉悟社：在五四爱国运动中，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是分开的，随着斗争的深入，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迫切感到需要打破男女界限，建立统一的组织。于是，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６日觉悟社诞生了。当时社员有２１人，男女各半。其中包括周恩来、邓颖超、郭隆真、马骏、刘清扬、谌志笃等。这个组织比较严密，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，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。社团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他们对外废除姓名，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，如周恩来抓到五号，代号就是“伍豪”；邓颖超抓到一号，代号就是“逸豪”。１９２０年１月该社创刊《觉悟》，只出了一期。其中的《觉悟的宣言》等，是由周恩来撰写的。不久，周恩来、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，觉悟社便转入了地下。

    此外，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武汉的互助社、利群书社、北京工读互助团等，在五四时期也都比较著名，影响较大。